故宫院刊 | 张隽：地理空间与信息传递——宋末元初杭州城内书画藏品的递藏
宋元之际，杭州（南宋称“临安”）的城市空间结构突破了唐代坊和市的界限，官署、民居杂然散布于市巷之间，数条水路贯通全城，空间的通畅对这一时期的人际交往、商品流通及信息交流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从“地理空间”和“信息传递”切入，通过对宋末元初杭州城鉴藏群体的交游与住宅分布的考察，发现其居住的官署、私宅位置皆相邻近，居住区的邻近加速了藏品信息的传递，鉴藏家凭借自身的文化、社会资本以及地域优势汇集了大量的藏品信息，并通过频繁拜访和雅集达成信息的流通，形成了区隔于此区域之外人群的信息与交易网络，由此使藏品得以在杭州城这一区域内快速流动。
地理空间与信息传递
——宋末元初杭州城内书画藏品的递藏
张隽
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宋末元初杭州城内周密、王芝、庄肃、杨镇、徐琰、教化、申屠致远、张斯立、张谦、马绍、郭天锡（祐之）、乔篑成、鲜于枢、赵孟頫、霍肃、李倜、廉希贡、焦敏中这一群体的鉴藏活动颇为关注，重要的学者如魏文妮（Ankeney Weitz）、王连起、何香凝、段莹、江秋萌、关键、赵盼超等，都曾作文探讨。上述学者在资料发现与思想方法上都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但由于缺乏突破性的研究视角，致使他们的研究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同质化的倾向。首先，研究内容重在鉴藏家“生平与交游”的考述，且对鉴藏群体的交游活动的考察亦形成一种固定的格套，即往往重其交游而疏于对其藏品转移的讨论。这一模式使我们不能对鉴藏群体间的互动关系及藏品的流动有一个全面且动态的认识。其次，研究方法几乎都是以史料考证和梳理为主，其中固然产生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大多数情况下仅表现为描述性论著数量的增长。
针对上述研究模式的局限性，本文将首次从身份、权力、信息网络、地理空间等方面着眼讨论藏家的交游、信息传递、藏品流通与交易的运作机制，将目光聚焦在藏家所处的地理空间里，关注藏品的空间流动，以及藏家之间传递信息的途径和方式，比如他们是如何及时掌握充分、可靠的藏品信息？藏家之间的信息交流是在怎样的“地理空间”中进行的？地理空间位置是否在信息通传过程中承担重要角色？藏品流转是通过何等方法，或是在何地、通过何种途径、在何等范围内或距离内进行的。
一 地理空间：宋末元初杭州城鉴藏群体宅第分布考
宋元鼎革之际，正是宋代宫廷收藏法书、名画大量流失的时期。由于战争动荡，致使珍贵的金石书画多次转手，因此激发了杭州的收藏热潮。周密、王芝、庄肃、杨镇、徐琰、教化、申屠致远、张斯立、张谦、马绍、郭天锡、乔篑成、鲜于枢、赵孟頫、霍肃、李倜、廉希贡、焦敏中等正为宋末元初享有盛誉的书画鉴藏家。他们博闻多识、留心书画、经眼至多、鉴别至精，南宋御府与权臣贵戚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赵与懃、赵与訔、杨存中收藏的金石书画大多流入其手。除了周密、王芝、庄肃为南宋遗民，杨镇、赵孟頫为仕元南方官员外，这一群体其余鉴藏家皆为在江浙任职的仕元北方官员。周密的《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以日记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他们鉴藏活动的细节，读过二书后不难发现两个明显的现象：其一，此时藏品的流动性极高，有些藏品短时间内就能转手数个藏家；其二，藏家之间互访观画的频率极高，周密、鲜于枢、张谦、郭天锡等一天就可辗转多个藏家处观画；此外这些藏家还多是仕元的北方高级官员。那么，为什么藏品的流转频率能如此之高？藏家之间如此高频率的互访交流又如何在杭州城内得以实现？是否是鉴藏家所居住的地理空间起到了关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唐代城市的坊市制，宋元城市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以杭州城为例，其时居民区与商业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官署多分散于市巷之间，形成官署、民居、商业杂处的空间布局，故而平民与官僚、官署也有了更多直接接触的机会。笔者以为，这一新的城市结构必然会对都市空间中人际交往的互动关系与信息交流方式产生影响。本文第一部分将以宋末元初杭州地区的住宅分布为线索，考察仕元的北方官员、南方官员、南宋遗民的官署、私宅的位置关系，对这一鉴藏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论述，把他们的鉴藏活动放入杭州的空间、社会维度中作一个动态观察。
在探究仕元北方官员的官署分布之前，我们首先需对他们在江浙的任职经历与其隶属官署进行考察。
徐琰，字子方，号容斋，东平人，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下半年被任命为浙西廉访使，至元三十年年初上任，至大德元年(1297)秩满离开杭州，回乡东平。
教化，唐兀氏，爱鲁子，至元二十年（1283）进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行中书省（江浙行省前身）参知政事，至元二十四年改授江淮等处行尚书省参知政事，后迁为江浙行省平章，大德十一年（1307）由江浙行省平章入为中书平章政事。
申屠致远，字大用，号忍斋，寿张人，至元十三年（1276）举为两浙宣抚司都事，转宣抚司经历，至元十五年改杭州安抚司为杭州路总管府，迁杭州路总管府推官，改寿昌府判。至元二十年为南台监察御史，二十八年丁父忧，起复江南行台都事，以终制辞。
张斯立，字可与，号绣江，章丘人，至元十六年（1279）任南台监察御史，历江浙行省员外郎、郎中，出佥江浙省事，大德元年（1297）拜中书参政。
张谦，字受益，号古斋，济南人，至元间到大德元年间为江浙省掾，除检校，大德中累秘书监丞。
马绍，字子卿，号性斋，济州金乡人，元贞元年（1295）迁江浙右丞，大德三年（1299）移河南。
郭天锡，字祐（佑）之，号北山，大同人，至元二十二年（1285）及以前，任南台监察御史，至元二十三年任镇江路判官，至元二十九年转江浙行省理问。
乔篑成，字达之，号仲（中）山，大都人，至元二十五（1288）年由秘书郎转官浙西转运司判官，至元二十七年累迁为转运司副使，大德初转为江浙行省员外郎。
鲜于枢，字伯机（几），号困学民，渔阳人，徙汴梁，至元二十四年（1287）累迁两浙转运司经历，至元二十九年谢事，居钱塘之虎林山，营困学斋，后起为江浙行省都事，大德初改浙东宣慰司（此时治所在平江）都事，大德六年（1302）北还。
霍肃，字清臣（甫），广平人，至元十五年（1278）累迁镇江路治中，改杭州路，除两浙市舶司同知，至元二十年授山东宪佥，二十四年转南台治书侍御史，至元二十八年升浙西廉访副史。
李倜，字士弘，号员峤真逸，太原榆次人，大德元年（1297）出为临江路（江西）总管，以劾罢，后起为延平路（福建）总管，改两浙盐运使，致仕归。
廉希贡，字端甫（父），号芗林，畏兀儿人，至元二十七年（1290）任江浙行省理问，至元三十年迁江东道肃政廉访司副使，大德三年（1299）累迁南台治书侍御史。
高克恭，字彦敬，色目人，大同人，至元二十五年（1288）累迁南台监察御史，至元二十八年出为江浙省郎中，至元三十一年充任南台掾史，大德元年除南台治书侍御史，至大三年（1310）卒。
赵仁荣，怀仁人，约至元二十八年（1291）起为江浙行省左丞，大德四年（1300）除南台中丞，八年入为中书参政。
刘杰，字汉卿，号莱山，文登人，至元二十九年（1292）为江浙行省郎中，仕至杭州路总管。
焦敏中，字达卿，单父人，至元三十年任杭州路总管府经历，官至杭州路总管。
高铸，字仲器，至元间任江浙行省掾、郎中。
可以看出上述十七位仕元北方官员中，其中十二位均有江浙行省的任职经历，如乔篑成、鲜于枢、赵仁荣、廉希贡、高克恭、教化、张谦、张斯立、马绍、高铸、郭天锡、刘杰；四位有历任南台察院的经历，如申屠致用、张斯立、郭天锡、高克恭；两位曾出任浙西廉访司，如徐琰、霍肃；三位供职过浙西转运司，如鲜于枢、乔篑成、李倜；刘杰、焦敏中两位官员皆曾就职于杭州路总管府。那么，江浙行省、南台察院、浙西廉访司、浙西转运司、杭州路总管府的官署位于杭州城内的何处，它们的空间分布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南宋灭亡后，元朝在杭州的官署，大多直接沿用宋的旧官署，或者在宋原有官署的旧址基础上扩建。而且除部分建筑因战争损毁外，杭州城内的宫殿府邸、寺院、道观、街坊、桥梁的方位处所基本没有大的改变，所以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中皇城图、京城图所绘的宋官署与贵戚宅第的位置，对我们考察南宋遗民的私宅，以及在杭州任职的仕元官员的官署分布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元代江浙行省的官署，先以宋秘书省故地以为治，《（万历）杭州府志》卷九记载：“元江浙行省：在清河坊迤西，面蛾眉山。宋南渡初为殿司寨，寻改安抚司，后改秘书省。元至元二十一年自扬州迁江淮行省于此，并开元宫址广之，改曰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值得注意的是，此条记载中“元至元二十一年自扬州迁江淮行省于此，并开元宫址广之”的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江浙行省并开元宫址广之”应是发生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井巷回族大师家的火灾波及江浙行省与近邻开元宫之后。虞集《道园学古录》详细记载了此事：“行中书省杭州，即故秘书省为署。二十八年，大火，省及宫俱毁。省故隘庳，不足称大藩之容观，取开元地扩之，出金助开元主者董君德时及今真人购故宋公主地以为宫。”可知，火灾之后，为了扩大规模，行省官署并开元宫广之，并出金资助了开元宫主持董德时购买宋理宗公主在清湖桥的宅第（也即杨镇驸马宅）为新开元宫。又据郑元祐《侨吴集》记载：“某童时，侍先人到杭，访诸故家，其数至则循王府也⋯⋯今几五十年，杭故家扫地尽矣，而循王府亦为江浙省官署。”所以，可以基本确定江浙行省官署的位置范围大致就是宋旧秘书省并开元宫、张循王府的区域。
浙西廉访司、察院皆隶属于江南行御史台（简称“南台”）管辖。浙西廉访司原名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元廷改按察司曰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浙西廉访司官署为宋太学故基改建而成。又据元监察御史周伯琦《重建察院记》记：“⋯⋯每岁九月，监察御史二员分行诸道，至行中书省而监治焉。故在所有察院为视事之堂，而宪府实主之⋯⋯察院旧在省治之东后市街，至正十二年（1352）岁壬辰七月毁于盗，明年，宪府诸公诞谋改作，于是即宋国子监学，斥而新之，以为察院，在郡城之乾维，纪家桥之左，实宪府之右。”可知南台每年都会派遣两员监察御史分巡各道，至江浙行省监治，谓之守省御史。而察院、浙西廉访司虽皆隶南台，但各地察院实受其所在诸道之廉访司管治，南台察院即由浙西道廉访司主之。原察院在江浙行省之东后市街，至正十二年原察院被毁后，改建在原宋国子监旧址之上，即纪家桥之左，浙西廉访司之右。
此外，元代浙西转运司也沿用了宋转运司旧址，《（成化）杭州府志》记载其址：“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建置沿革：治在涌金门内，河之南，杭州府儒学之后，本宋转运司治也⋯⋯元至元十四年置都转运盐使司，因其治，始令专掌盐课。”杭州路总管府之址即为原南宋临安府治原址改建，见《西湖游览志》记载：“杭州府，自吴越王巳前，在凤凰山下，宋南渡，取为行宫，徙州治于竹园山净因寺故址。元时改为杭州总管府。”
在考察过元代江浙行省、南台察院、浙西廉访司、浙西转运司、杭州路总管府的官署位置后，我们即可从《（咸淳）临安志》中的京城图看出这五座官署之间的空间布局关系。其中转运司官署紧紧毗邻杭州路总管府之东，原南台察院临靠于江浙行省官署，俱在与杭州路总管府、转运司相隔不远的正东侧，新南台察院与浙西廉访司则在江浙行省、杭州路总管府、转运司官署之北，可以看出，这五座官署全部集中在杭州城的西北一隅，且相距很近〔图一，图二〕。那么，这些在江浙任职的仕元北方官员平日除在官署内处理公务外，是否也居住于官署中，或者是否在杭州城另购有私宅呢？事实上，元朝政府规定，到外地任职的迁转官员必须在官署提供的住所中居住，并下令江浙各处的官署房舍应先供迁转官员住坐，待任期已满则须归还给公家：“（召赁系官房舍）至元二十一年六月，御史台承奉中书省劄付：来呈：准行御史台咨：江淮等处系官房舍，于内先侭迁转官员住坐，分明标附，任满相沿交割⋯⋯回准咨该本省议得：各处系官宅院房舍，除亡宋官贪相沿交割，自来不曾起纳租赁钱物衙院宅舍，钦依已降诏恩事意，令迁转见任官员于内住坐⋯⋯”《元典章》“工部卷二”明确记载了按察司公廨的铺陈摆设，有毯氊、灯油、床榻、书案、案衣、砚桌，这也充分说明了元代官署是给官员提供住宿的：“（按察司公廨铺陈）御史台呈奉到中书省劄付：定夺到按察司公廨铺陈什物。一，公廨铺陈毯氊、灯油、床塌（榻）、书案、案衣、砚桌，并经历、知事、知法、书史、书吏人等公用卓床荐席。——前件：行下合属，依数于本路年销钱内和买成造应副。”此外，元朝政府不仅规定迁转官员须居住在任职的官署内，还禁止官员在原南宋统治区域江浙地区买房。前述十七位仕元北方官员皆属来江浙任职的迁转官员，故而他们大部时间应该是居住在其所任职的官署内，那么我们基本可以通过考察其官署分布位置确定他们的活动空间。
虽然元朝严格规定了迁转官员须住在官舍内，也严禁他们在外地买房，或是借住在百姓家中，然而政策在运行的过程中，具体的人和人际关联无疑增加了各种不确定性，制度的规定与制度的实际运行存在相当大的活动空隙。因此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一部分官员在外购置私宅，这些私宅一般不会离就任官署太远。如鲜于枢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谢事后，曾于杭州虎林山购置私宅，取斋名曰“困学斋”，此地与他供职过的转运司、行省官署同属城西一带，相距不远。除鲜于枢之外，行省照磨李公略也在吴山之巅购置小阁，当时同在行省任职的高克恭还为其作《夜山图》，此图卷后有赵孟頫、鲜于枢、徐琰、盛彪等人的跋文。徐琰跋云：“彦敬郎中高君读书穷理外，留心绘事，所谓吴装山水者，尤得意焉。左右司秩满之后，闲居武林，不求仕宦，日从事于画。行省照磨李君公略，性冲澹，乐山水，寓居吴山之巅，南向开小阁⋯⋯彦敬每相过，未尝不留连徙倚，以展清眺。公略谓夜起登此阁，月下看山尤觉殊胜。彦敬闻之，跃跃以喜，遂援笔而为是图。公略持以示予，且请著语，因赋《钱塘夜山图歌》一篇，书之左方，聊为道其梗概云⋯⋯至元甲午（至元三十一年，1294）阳月望日，徐琰子方跋于武林官舍之芳润堂。”徐琰跋中提及行省照磨李公略得到高克恭《夜山图》之后，专至武林官舍芳润堂请其作跋，所在即徐琰供职的廉访司官署。其后，盛彪为此图作诗：“⋯⋯画趋省垣坐郎曹，夜归凭栏呼浊醪⋯⋯”诗中“省垣”即指江浙行省官署，郎曹即指高克恭所任行省左右司郎中一职，说明高克恭当时虽然行省左右司郎中秩满，但依然居住在行省官署内。徐琰、盛彪二跋也足以证明，除了一些特例外，当时大多数在杭州任职的元代官员还是居住在任职的官署之中的，并且这些官员鉴藏家在官署这样的公共空间内依然可以进行书画创作和鉴赏活动。
（二）南宋遗民、在江浙任职的仕元南方官员私宅、官署考南宋遗民中，王芝、庄肃、周密等皆为宋末元初杭州城中颇负盛名的鉴藏家，与上述仕元北方官员鉴藏家来往甚多，常在一起品鉴书画。王芝，字子庆，号井西，收藏有大量的唐宋名迹，并擅裱褙书画。庄肃，字蓼塘，著有《画继补遗》，此书除记述画家传记之外，还杂记其自家收藏及所见名迹。周密，字公谨，号草窗，他不仅自己收藏金石书画，其所著的《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提供了宋末元初杭州城内鉴藏群体藏品递藏与交易的大量信息，对我们研究其时的艺术鉴藏活动至关重要。遗憾的是，王芝、庄肃的私宅地址皆已不可考。而周密及其友人记录了他在杭州的三处住所：其中一处在癸辛街，位于杨和王府的瞰碧园，元石岩《志雅堂杂钞序》谓周密“所居癸辛街，即杨氏瞰碧园也”。第二处住所在军将桥，其址位于江浙行省之正北，癸辛街之东南向，周密《齐东野语》云：“然余有小楼在临安军将桥，面临官河，污秽特甚。”第三处住所在曲阜桥，毗邻军将桥之西，周密《浩然斋雅谈》谓：“余家向有小廨，在杭之曲阜桥。每夕五鼓间，早朝传呼之声，虽大雨风雪中亦然，于是慨叹虚名之役人也如此。”
杨镇，字子仁，号中斋，原为南宋理宗之女周汉国公主的驸马。后在至元十三年（1276）出仕元廷，任职江西等处行尚书省左丞时，仍多次来杭回到其宅中，与友人鉴赏、交易金石书画。郭天锡在欧阳询《仲尼梦奠帖》跋文中记述其至元二十七年购此卷于杨镇宅中。杨镇的驸马宅邸位于与其相隔不远的周密私宅癸辛街之北、浙西廉访司之南。但是此宅在至元二十八年被杨镇卖出，改建为新开元宫。有学者推测，当时身处杭州的杨镇亲自售卖其宅院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为元初最重要的书画家和鉴藏家。赵孟頫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到大德三年（1299）任江浙儒学提举之前，多在大都、济南任官，但他在此期间频繁来杭与友人相聚，在杭似有固定住所。其大德三年任职的元江浙儒学提举司，旧在军将桥，后罢，复置于杭州路儒学治所，而杭州路儒学正在“今府儒学（即府学）”之址，位于杭州路总管府、浙西转运司之间。在官署外，赵孟頫还另有寓所位于车桥，其址在新南台察院、浙西廉访司之后。
综上，如果从《（咸淳》临安志》京城图来看在江浙任职的仕元南、北方官员、南宋遗民的官署、私宅的空间分布，可见它们全部集中在杭州城城西北区域，且均散布在西河（旧为清湖河）沿岸。西河西自杭州路总管府、江浙儒学提举司前净因桥过闸，转北由楼店务桥东行可至江浙行省、原南台察院，而继续沿着楼店务桥一脉向北到德寿桥、普安桥又可至浙西转运司前，由普安桥投东沿油车桥、三桥转北，或由江浙行省官署前施家桥到三桥，皆可至周密之私宅军将桥（旧儒学提举司也在此）与曲阜桥，入军将桥经八字桥向西流至清湖桥、左藏库桥再至周密私宅癸辛街及杨镇驸马宅，也即后来的新开元宫，最后继续由左藏库桥西行转北经纪家桥则可至赵孟頫寓舍车桥、新南台察院及浙西廉访司。与当时众多北方城市不同，杭州城乃路河并行之城，城内河网密布，民众出行多择水路，交通十分便利，西河正为贯通上述仕元南、北方官员、南宋遗民鉴藏家官署、私宅的水路，无疑为这一鉴藏群体的信息交流及藏品的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城西北区域又是南宋时贵戚功臣宅邸聚集区，太学、国子监、宗学、武学、贡院等学术教育机构以及书籍刊刻、装裱等各类商铺亦集中于此，这也是该区域藏品流通与交易得以繁盛的前提。
二 信息传递及藏品的空间流动
在宋元新的城市结构下，藏品的递藏与交易正是伴随着藏家之间的信息网络而流动。而藏品信息的流向，除了代表着藏家的政治地位与文化权力，也与他们身处的地理空间密切相关。藏品的空间流动，首要涉及的是连接各个藏家之间的信息渠道问题，如是否能够掌握最新且可靠的藏品信息？是否可以及时探听到重要藏家对于某些珍贵藏品的品评？对藏品的来源是否清楚？等等。而在实际情况中，由于各个藏家身处不同的地理空间位置，或者享有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存在差异，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的交错影响，导致他们对藏品信息的占有呈非均衡状态。可以说，藏品流通与交易的运作是围绕对信息的控制展开的，控制信息越多，便越容易经眼与收藏更多稀有的佳品。
从周密《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中可以了解到此时期藏家之间传递信息的途径和方式，以及地理位置是否在信息流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周密二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到大德元年（1297），他与杭州城内的其他鉴藏家，如乔篑成、鲜于枢、郭天锡等以频繁互访等方式获取藏品信息的内容。周密在癸辛街、军将桥、曲阜桥的三处私宅距仕元南、北方官员鉴藏家的官署、私宅皆颇近，这使得他能够通过频繁走访获取大量藏品信息。以这些藏家的互访、拜谒为线索，我们则可以认识到信息链条诸环节间鉴藏家群体的关联与互动，进而窥探宋末元初杭州城内书画交易与流通的全貌。
如书中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六月廿一日，周密同鲜于枢访乔篑成运判观书画，有吴道子火星、智永真草千字文等多件藏品。据笔者考察，智永真草千字文原属宋秘书省物，转至按察刘大使君玉家才又归乔篑成，似是此次走访观画之后，藏品最终归于鲜于枢。此时乔、鲜二人同在浙西转运司官署任职，或许在公务之余早已交流过此件藏品的信息，鲜于枢才得以通过亲访购得此卷。这一藏品短时间内在杭州城西北区域的宋秘书省（即后来的江浙行省）－按察司（廉访司的前身）－转运司官署内的四次流转递藏，可能正是得益于这一区域藏家在相邻空间内畅通的信息交流。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藏品在行省到转运司官署间的流动，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九月十日，周密偕鲜于枢访廉希贡理问，有敦二、尊一、汉鼎、天禄辟邪，皆近博鲜于枢者。鲜于枢在将多件古铜器卖给廉希贡后，又再次到访廉希贡处观看其原先的藏品，说明二人往来频繁。据笔者考察，转运司往往受行省节制指挥，转运司官员有时需到行省官署禀报获批各项事宜，那么鲜于枢可能即是在某次去行省办理政务之后，将其收藏的古铜器转手给了廉希贡。又，藏品在行省到廉访司再到行省官署的循环流转，至元二十九年（1292），周密访徐琰，出王驸马水墨《烟江叠嶂图》，此卷原系刘杰郎中物，后俾李公略售。廉访司对行省内几乎所有官员都拥有纠劾之权，行省官员须定期至廉访司官署交付案牍供其照刷磨勘，为了防止被问罪，行省官员利用廉访司长官所好赠送礼物，应也是常有之事。笔者推测，刘杰或许也是借某次到廉访司办理公事的机会将《烟江叠嶂图》送给了徐琰，而后徐琰并未打算长期收藏，故又委托行省照磨李公略将之售出。
又如，至元三十年（1293）十月朔，周密访焦敏中经历，见其有孙过庭《书谱》真迹上下两卷，并言“余曾于伯几家见书谱”。笔者推测，焦敏中所藏孙过庭《书谱》有可能即是鲜于枢转手给他的。此时焦敏中任杭州路总管府经历，鲜于枢仍任转运司经历，总管府与转运司位置紧邻，且皆兼管地方赋税征收等事宜，两署之间的官员多有财政事务往来，那么彼此之间的拜访交流自是不可避免。再如藏品在南台察院到廉访司再到行省官署空间的流动，至元三十年（1293）三月二十八日，周密至鲜于枢处，观霍肃所留四卷：张长史《秋深帖》、孙过庭《草书千文》《唐摹兰亭》、李伯时《阳关图》。其中李伯时《阳关图》原系张斯立物，又转至霍肃手中，随后霍肃再将此卷留于鲜于枢处供其观赏，而周密似乎预先得知这一信息，故而得以亲至鲜于枢处观得此卷。张斯立收藏李伯时《阳关图》时似任南台监察御史，霍肃、鲜于枢至元三十年已分别入廉访司、行省供职。前文已述南台察院、廉访司皆具监察行省之职，两署官员常需一起共事，地理位置又相隔不远，担任廉访司副长官的霍肃自然可以比别的藏家优先获得来自察院的藏品信息，而行省作为被廉访司重点监察的地方政府，当然也拥有更多接触廉访司官员的机会，故而彼此之间得以常常共享藏品信息，便于交易、转手。
除上述所举乔篑成、鲜于枢、廉希贡、张斯立、霍肃、焦敏中、徐琰、刘杰的例子以外，周密同样也记载了他们与郭天锡、张谦、高铸、高克恭、马绍、李倜、赵仁荣、教化、申屠致用、杨镇等藏家间的藏品交易与信息传递，可以看到藏品仍然是在相邻的江浙行省、南台察院、浙西转运司官署以及周密与杨镇私宅内快速流转，此不一一详述。如《志雅堂杂钞》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八月廿六日，癸字鼎，‘顽石董’以大铜器数件共准二十五定得之，既而归之乔仲山运副，闻将转之显官云，余因周氏借观之，教化参政以廿二定得之⋯⋯至元二十九年（1292）四月十日访郭祐之，有王维画《孟浩然像》，原乔仲山物，又归之郭祐之。又见张受益所收米帖⋯⋯至元二十九年，高彦敬处周文矩《韩熙载夜宴图》，此是大藏库物，监卖张运副者示予，后归王子庆，今归赵左丞（赵仁荣）矣⋯⋯至元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访伯几，张受益在焉，观李成《晴峦叠嶂》、范宽《雪景》，皆原系郭祐之藏⋯⋯元贞元年（1295）正月四日，访省掾高铸仲器，藏唐人临《兰亭》，原杨中斋物，又归之郭祐之⋯⋯”又《云烟过眼录》载：“张受益藏舆水匜、商甗，归之张可与；碧圆壶，杨中斋勤有堂故物也⋯⋯马子卿藏许浑乌丝栏绢上书所作诗，原张可与物⋯⋯李士弘藏王晋卿著色《楚山清晓图》，郭祐之故物也⋯⋯乔仲山藏一琴名冰清，原系行省照磨李公略物⋯⋯申屠大用藏徐熙《牡丹》，原系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张循王府物⋯⋯”
此外，从现存书画作品的题跋中也可更为清晰地见出，藏品是伴随着藏家之间的信息传递网络而产生空间的流动。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徐浩《朱巨川告身》〔图三〕，卷后有鲜于枢、张斯立跋，鲜于枢跋提及，“至元丙戍（1286），购于武林，明年（1287）重装，又明年（1288）因秘书郎乔仲山官浙西，携书谱见访，遂得详考，书于卷末”。张斯立跋则记其得此本于鲜于枢。由题跋可知，乔篑成在至元二十五年由秘书郎转官浙西时，得知鲜于枢收藏《朱巨川告身》后，曾携《宣和书谱》访鲜于枢一起品鉴此卷，而后鲜于枢又将之转给张斯立。据笔者推测，乔篑成至元二十五年转官浙西（入转运司任职），此时正逢鲜于枢也在转运司任经历一职，二人为同僚，乔篑成应该是事先已获知这一信息，故特意携《宣和书谱》相访。遗憾的是，题跋中并未提及鲜于枢何时将《朱巨川告身》转手给张斯立，但张斯立在至元二十五年到大德元年之间似已在江浙行省官署供职，转运司受行省监管，两署之间颇多公务往来，或许两座邻近官署之间频繁的公务往来也为《朱巨川告身》转手传递提供了便利。〔图三〕 （唐） 徐浩 《朱巨川告身》 （局部）
纸本 手卷 墨书
纵27厘米 横421厘米
〔图四〕 （唐） 欧阳询 《仲尼梦奠帖》 （局部）
纸本 手卷 墨书
纵25.5厘米 横455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图五〕 （唐） 冯承素 《摹兰亭序》 （局部）
纸本 手卷 墨书
纵24.5厘米 横600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再如，辽宁省博物馆藏《曹娥诔辞》有乔篑成皇庆二年（1313）在钱塘客舍的题跋，称：“此书韩侂胄家故物，已尝刻诸石，今并入群玉帖中⋯⋯本理问官郭公祐之家物，祐之没十有余年，而散落于他门，余访求购得之。噫！物之兴衰，固有数焉，又何但此而已。姑述其出处流转之云耳。”从题跋可知，乔篑成在知晓郭天锡收藏《曹娥诔辞》之时，郭氏正任行省理问，可能他当时并无转手此卷的打算，所以乔篑成在其大德元年谢世后才访求他门。值得注意的是，与《朱巨川告身》《仲尼梦奠帖》一样，这一次的藏品流转依然是在行省与转运司官署之间，究其原因，可能仍然是两座官署相近的地理位置在频繁的藏品流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上文考察，行省与转运司官署仅一河之隔，坐船走水路十分便利，这种地域优势可能极大地推动了两署官员之间的公事往来以及藏品信息的分享。
那么此时期杭州城内的藏家除了互访、拜谒外，是否还存在其他获取藏品信息的途径和方式呢？明汪砢玉《珊瑚网》记载了王羲之《思想帖》卷后赵孟頫的跋文：“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霍肃清臣、周密公谨、郭天锡佑之、张伯淳师道、廉希贡端甫、马昫徳昌、乔篑成仲山、杨肯堂子构、李衎仲宾、王芝子庆、赵孟頫子昂、邓文原善之，集鲜于伯几池上，佑之出右军思想帖真迹，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势，观者无不咨嗟叹赏，神物之难遇也。”王羲之《思想帖》虽未流传至今，但我们仍能遥想大德二年这场鉴赏盛会，可见雅集也是此时期藏家分享藏品信息的重要渠道。其时赵孟頫从济南同知任上回杭，霍肃任浙西廉访副史，张伯淳与邓文原皆在杭州路儒学，廉希贡任南台治书侍御史，乔篑成仍在浙西运司，郭天锡、李衎、鲜于枢俱任职于江浙行省，那么，显然参加这场盛会的大多数鉴藏家均来自杭州城西北的区域，且官署位置相邻。
从以上例子可以见出，鲜于枢、乔篑成、焦敏中、霍肃、张斯立、廉希贡、刘杰等仕元北方官员鉴藏家同属元代江浙地方政府官僚系统，朝务往来之余，又与仕元南方官员、南宋遗民杨镇、周密等鉴藏家在杭州城彼此相邻的地理空间内，结成多个交叉互通的藏品信息网络，他们的藏品信息渠道多半来自于彼此之间的互访、拜谒、雅集，藏家本身既是“信息”的传递者，又是“信息”的接收者。他们凭借极大的地域优势实现频繁地信息交换，相较于书信往来，此种收集、分享信息的方式不仅少受交通条件的限制，又充分保证了信息的即时性与有效性，这也是此时期藏品在杭州城内得以快速流动的前提。三 余论
都市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在其《空间与政治》中谈到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他认为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处于“权力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知识的中心”之中：“空间集聚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如果‘城邑’‘都市’‘空间’这些字眼和概念，用最‘现实’的术语来说，它指的是城市居民的权利，还有那些在交通、信息和交易的网络与流通中出现而结成（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的团体的权利，这种市民的权利，宣告了以隔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与正在建立的那些中心所不可避免的危机。这些决策的中心、财富的中心、权力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知识的中心，将那些不能分享政治特权的人们赶到了郊区。”本文论及的鉴藏家集中居住在杭州城内的西北区域，正处于这座城市财富、权力、信息与知识的中心，他们在这一区域的集聚加速了藏品信息的传播，他们凭借自身的文化、社会资本以及地理空间优势掌握着大量的藏品信息，并通过频繁的互访、拜谒、雅集达成信息的交换与互通，形成了区隔于此区域之外人群的信息与交易网络，成为促使杭州城内的金石书画作空间流动的主要赞助者。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盛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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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隽《地理空间与信息传递——宋末元初杭州城内书画藏品的递藏》，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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